战争的前世与今生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就不乏战争与冲突。我们或许还能说起海湾战争作为人类史上第一次高技术战争，惊醒了传统机械化战争的迷梦；我们同样还能看到，几次中东战争给这一地区乃至世界留下抹不去的疮疤；再或者，人类将长久地在一战、二战的噩梦过后战栗，体悟“铸剑为犁”中蕴藏着怎样无价的珍贵。

当人类第一次在土地上定居以规避采集狩猎带来的不安定的生活，矛盾也就随之产生。落后的生产方式造成大面积的土地破坏与农耕对土地的迫切需求的冲突、定居的部落与游牧部落间对于资源的争夺，都是当时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而战争又反过来促进了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为团结族群而被人为创造出的意识形态上的叙事也逐渐发展壮大，进而形成宗教。可以说，部族、宗教在战争的催化下产生发展，而三者之间的互动，在一个维度上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

1618至1648年，三十年战争。一场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一次大规模的欧洲国家混战，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洲大战。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它以宗教纠纷、利益争夺为始，而在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这场战争又撕去国家利益之上宗教的面纱，抹去了战争各方正当性的装涂。战后，主权国家体系形成，其确立的主权原则一直延续至今。

而在此期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产力发生巨大变革。率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已经通过殖民战争等方式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则对现有分配十分不满。同时，科学同样产生了对传统思想范式的挑战和动摇。一战的“凡尔登绞肉机”，二战的种族灭绝等等，战争在这一历史时期超脱了征服、竞争的生存之目的，而演化为利益的争夺乃至报复与混乱的顶点。

而两次世界大战无疑让集体和个体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反思和追问。战后，在传统帝国向超级大国的转型过程中，在核威慑的“保障”之下，人们普遍认为，世界性的大战短期内很难再次爆发，而战争的形式则逐渐衍生出新的特征。

在《论战争》一书中，战争被描述为“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不断调整其形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而给战争形势带来最深远影响和最大变化的，是其本质上的武力性、战略创新性、合理性三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当下，世界呈现一超多强局面，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利益争夺的欲求会被发动世界大战所带来的高昂的代价所抑制。

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和它们之前的战争更多体现出传统的对称性，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局部战争、非对称性战争等等，逐渐成为21世纪战争形式的代表。赫弗里德·蒙克勒总结出21世纪新型战争的三个特点：非对称性、非军事化以及私有化、商业化。

首先，非对称性。这是有别于先前战争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战争中，一个在技术和组织上占据优势的军事机构都倾向于加快战争的进程。而技术处于劣势的一方，则更可能采取游击战术和去中心化的战争方式。因为速决战需要付出的代价同样巨大：后勤费用增加、大幅增加开支以投入现代化武装部队等，最终导致军事系统越来越容易出现问题。而游击战术、去中心化的方式，则是处于技术弱势一方很好地制衡速决战地方式。出于种种原因，在非对称性冲突中，掌握先进科技的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占据上风。

其次，许多新型战争体现出非军事化的特点。在16世纪到17世纪，战争的国家化结束了战争的混乱状态，取而代之的是战争在受到纪律约束的军事组织之间进行。而如今，战争似乎又有向混乱回归的意味。战争只由部分士兵参加，并且不再仅仅针对军事目标。在非对称性战争之中，弱势一方会利用公众和作为掩护，并以此为基础，发起对强势军事组织的攻击。这一特征在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之上得到了最为鲜明的体现。

第三个特征，则是逐渐发展的私有化和商业化。新型战争的战略家已经逐渐脱身出准备和发动对称性战争的束缚，他们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发动直接战争，从而使战争重新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产业”。从战争中牟利、通过支持战争而获益的军阀，常常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将战争带来的利益收入自己囊中，而对卷入战争的整个国家所需要承担的后果和代价充耳不闻。

上述的三个特征还将持续影响着今后的许多战争。同时，在冲突背后，信息情报领域的竞争，以及战、经济战等“无硝烟的战场”之上的交锋也会愈加激烈。

随人类社会发展而诞生的战争，依靠其“变色龙的特性”，不断调整自身形态。它总会在各个时期戴着不同的面具，以相同的面目出现，服务于利益争夺和博弈的需求，从过去到短期内所能预见的未来，将长期如此。